月度归档:2020年02月

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需要我们的社会作出什么样的、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变革,才能具备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20世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试图彻底回避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中国无疑曾经是最执著、肯为之付出莫大代价的国家之一。时至今日,中国虽然踏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但仍然面临著许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阻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需要我们的社会作出什么样的、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变革,才能具备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

这样的变革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不准备满足这样的条件,那么市场经济就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费了巨大的周折才作出的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就可能半途而废。如此看来,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政治条件又是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与人们常常问到的另一个问题相关,这个问题是:中国当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千万,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人口方面的,有资源方面的,还有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有来自本土的挑战,也有来自异域的挑战。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与落实市场经济的社会与政治条件的缺乏之间所构成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挑战,或者说,是构建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实现由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无限政府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限政府的变革。在我国,从1978年的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到1992年正式宣布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再到1997年前不久正式宣布对公有制进行重大的改造,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已是历史的必然。那么,随之带来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限政秩序,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而又无法回避的限政时代?又如何解决限制政府的必要与限制政府的难度之间的矛盾?

从早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的经验来看,人们当初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个叫市场经济的的东西,没有在宪法和建国时期的任何官方文件中规定要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一旦宪法(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保障了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用代表制度、宪政、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限制,即有限政府;一旦市场经济到位,有限政府到位,民主也就水到渠成。对第一波的民主化国家来说,民主只是追授的荣誉,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成果。所以在市场经济为一方,与公民的权利、自由和有限政府为另一方的关系中,前者是果,后者是因。仅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意愿,而没有确立相应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及限政,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相反,如果承认并保障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等民权和自由权,实行限政,那么,市场经济会自动实现。所以,能否实行市场经济,关键并不在与是否有这样的意愿,而是更在与作为市场经济之因的必要配套条件是否具备。所以,没有限政时代的来临,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

让我们先看看市场经济的两个核心要素:财产权、经济自由与有限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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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医生:循证的崩溃

  • 作者:棒棒医生

循证医学在中国本来就虚弱得可怜,在暴虐的新冠病毒面前,已经濒于全面崩溃。

临床决策必须建立在当前最佳证据的基础上,这一原则被“萨妹”无情地蹂躏和唾弃。

阿比朵尔和达芦那韦,仅仅做过体外细胞实验,就敢于宣称对新冠肺炎有效,甚至是“克星”,直接在临床广泛使用,某院士还呼吁要把它纳入国家卫健委第六版方案中去。须知,体外细胞实验到可以临床应用中间还隔着动物实验、一期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的十万八千里,这个漫长的过程会淘汰至少99%的所谓“有效”。如果体外实验有效就算有效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发明一万种有效药物有何难哉?

奥司他韦,本是治疗流感的“特效”药物,它的效果也不过是起病24小时内服用可以缩短病程减轻症状(不超过40%)而已。关键是,这个药是针对流感病毒神经络氨酸酶立体结构而在分子水平进行精准设计的,它怎么可能会对新冠病毒也有效呢?但是,武汉前线国内顶级医院大力应用后,已经在基层全面开花,即使国家方案不推荐也无济于事。

抗菌药物对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无效是绝对的国际共识和医学常识,五个版本的国家方案里也一再强调要“避免盲目和不恰当使用”,但是,怎敌得住顶级医院的先锋示范呢?现在的基层医院,早已不仅仅用于重型危重型合并细菌感染者,而是同时用于几乎所有的轻型和普通型,名之曰“预防”。国家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成果,在这次疫情中被碾压得体无完肤。

大剂量维生素C抗自由基,这一疗法据说来自美国一位华裔专家。然而,这个专家很快就被挖出专业和病毒以及传染病没有关系,发表的几十篇论文不但和病毒无关,连一作和通讯作者都不是,这样的人说的话不但在大众中疯传,专业医生们也狐疑不定或者坚信不疑地直接临床试用了。没有任何临床证据和理论依据的疗法可以凭着传闻就直接大量用于临床,循证精神荡然无存。

康复患者血浆疗法是最新的“特效疗法”,已经由官方正式推荐应用。但是,它仅仅来自武汉区区10例重症病人的观察,没有对照,没有入组的标准说明,也没有可信的终点指标,这种“疗效”在循证医学里连最低级别的证据都算不上。如果搜索以往的证据则可以看到,在埃博拉和流感等疾病的多个国际大型研究中,血浆疗法早已经被否定。而理论上,血浆疗法如果有效,是基于康复者血液中的抗体,是特异作用于病毒的,那么,只有早期轻型时应用才会有效果。等到危重时,病毒已经不是问题,抗体对付不了严重的炎症反应。此外,血液的安全性和可及性也很难保证。这一种既往被证明无效的安全风险高的疗法首先需要进行严谨设计的临床研究,确保受试者的安全,然后才能宣称“有效”,然后才能推荐用于临床。不幸,所有的流程都被“特事特办”了。

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只看到一个药还在坚持着循证的信念,那就是瑞德西韦。这个药在国外个案已经显示了“特效”,之前也通过了体外实验、动物实验、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证明是安全的,但它仍然不敢宣称对新冠肺炎是“有效”的,非要等到四月份揭盲以后才敢下结论。它为什么不敢?因为这是现代药物不可逾越的雷池!如果可以随意逾越的话,现代医学的大厦瞬间就崩溃了!

当然,更多的中药,1号2号直到N号,需另当别论,它们过于博大精深,浅薄的循证对它们是没有约束力的。

继续崩溃到哪里才是尽头呢?我不知道,我希望至少在悬崖的边上能止住。